五、专擅国事？为国筹谋？
邓艾兵临雒城，刘禅奉书请降，并遣私署侍中张绍（张飞次子）、光禄大夫谯周、驸马都尉邓良（邓芝之子）三人为使，带着蜀国国玺及降书往见邓艾。邓艾见事已谐，心中大喜，即回书称赞刘禅投降的决定，并接收了蜀国的玺印、士民簿等。其后，邓艾作书予司马昭，除了知会蜀国已平的消息后，忠勤的邓艾已经在计算灭吴之方略。他认为刘禅的作用很大，可以影响东吴士民往后的降战态度。邓艾向司马昭表示“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，锡其资财，供其左右。郡有董卓坞，为之宫舍。爵其子为公侯，食郡内县，以显归命之宠。开广陵、城阳以待吴人，则畏威怀德，望风而从矣。”
邓艾接受刘禅“面缚舆榇”之降礼，又主张封刘禅为扶风王，据其所言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向尚未宾服的东吴显示蜀国投降后得到善待的事实，软化东吴君臣人民对魏国的反抗意识，或者至少可达到分化东吴君臣意见的效果。邓艾的想法是有其道理的。 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十二回中司马昭围诸葛诞于寿春，诸葛诞于城中杀死东吴客将文钦，钦子文鸯及文虎大怒出逃投降司马昭。当时司马昭深恨文鸯于毋丘俭之乱中单骑退兵之事，想杀掉二人，钟会立即进谏，认为杀文鸯兄弟就是“坚城内众人之心”，因此劝司马昭纳其降。结果司马昭接受其意见，让文鸯兄弟投降，并好言抚慰，封赏赐爵，以优待二人的方式令寿春城内人心思降，结果成功瓦解城内团结死守之心。 《三国志‧曹仁传》亦提到“围城必示之活门，所以开其生路也。今公告之必死，将人自为守。且城固而粮多，攻之则士卒伤，守之则引日久；今顿兵坚城之下，以攻必死之虏，非良计也。”亦提到相近的道理。虽然邓艾当时面对的不是围城坚守的情况，而且他也肯定不会擅自诛杀刘禅，但他封刘禅为王，外示荣宠的做法，实际上就是令余敌（指东吴）松懈的策略，这一点在心理战术上而言是成立的。
问题是邓艾衡量轻重缓急的时机是否允当？这问题是存在着争议性的。 《三国志‧魏志‧程昱传》裴注引《魏书》中提到一段关于程昱对处置国内反贼的看法。当时曹操西征马超，留曹丕守国，程昱负责参知军事。不久国内发生反乱，但元凶很快就兵败被围，并请降求赦。当时议事者都认为应该以旧有法度将这批求降的人尽行诛戮，以正国法。程昱却认为以前天下纷乱，围城后诛降是为了向其他敌人示威，希望往后的敌人以此为鉴，在对垒时尽快考虑投降，让战事不必发展到围城的阶段；而目前国家的内乱只是零星的存在，大诛降兵失去原有的阻吓性意义，因此建议不要诛降，并补充说就算要诛降，都应先向曹操启奏，等待发落，劝曹丕不要自作主张。议事者听过程昱的意见后，提出“军事有专，无请”，程昱听罢，便不再回应了。曹丕知道程昱言犹未尽，会议后特召程昱私下请教，程昱向曹丕表示：“凡专命者，谓有临时之急，呼吸之间者耳。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，无朝夕之变。故老臣不原将军行之也。”曹丕亦深深认同。后来曹操回国后，果然表示不杀降众。可见程昱有先见之明，为曹丕避免作出一个于国无益、而且显得自尊自大的决定。
程昱的意见正正可作为邓艾之事的参考。邓艾代替国家接受敌降，擅行国事，私下处置敌虏，对刘禅及蜀中官僚封官配职，并筑台耀武，似有僭越之相。邓艾封王之举在于以心理战术弱化东吴国人的斗志，可是刘禅降伏，成都卸甲，当时形势已大致略定，虽然尚有姜维、霍弋、罗宪等人据兵在外，但这些部队一则可传檄邀降，二则可引大军临之将其歼灭，并不在一时之急；东吴的存在更已有数十年之久，对魏国而言绝非“有临时之急，呼吸之间者”，何必要在蜀国初降之际，便急于专权地作出如此逾越的举动呢？事实上，汉季以来，天下土地长期分崩离析。就魏国的立场而言，成都之遥，远在千里，刘备、诸葛亮、姜维等人长年北伐，已是国家长期的边患。如今邓艾功大，又深得军民之心，如果邓艾真的打算“养蜀自强”，据四川之地以称王，集结军队反抗中央，对身处中原的司马昭而言的确是难以卒制的。司马昭的考虑，毕竟相当有理。
邓艾之错，在于其急于行事，不自量力，身处危地而不自觉，结果令人误会其所作所为是目中无人、恃功而骄。陈寿给予他的评价相当切中要害：“邓艾矫然强壮，立功立事，然暗于防患，咎败旋至，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近自见，此盖古人所谓目论者也。”邓艾曾经跟司马师谈论过他对东吴太傅诸葛恪的看法，指诸葛恪“新秉国政，而内无其主，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，竞于外事，虐用其民，悉国之众，顿于坚城，死者万数，载祸而归，此恪获罪之日也”又引伍子胥、吴起、商鞅、乐毅四人为例，直指诸葛恪不懂内修己德，恤军立恩，是取祸之道，不久必死于国君之手。邓艾的预测是准确的，诸葛恪的确被吴主孙亮及孙峻君臣所诛杀。可是邓艾自己却在后来犯上了相同类型的问题，重蹈这取祸之覆辙。虽然邓艾本身不像诸葛恪般秉持国家大权，但作为前线征伐的资深将领，新立灭蜀之大功，令三国鼎峙的形势作出突破性的发展，其功勋是当时人所不及的。如果邓艾能以诸葛恪的前车自鉴的话，应该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是司马昭所深忌的。司马昭位非国主，而一直秉持国政，必定日夜防患，避免有人在威权上超越自己，动摇其势。邓艾在掌权方面不如诸葛恪，而逾越本份的行为上却有以过之，这不是比诸葛恪所面对的环境更加严峻吗？因此陈寿说他“暗于防患”，确实是铁判无误。
晋都督羊祜，防吴多年，一直细心观察着东吴的国情。他深切了解吴主孙皓暴虐无道，大失士女之心，人心离散，但因有镇东将军陆抗总兵，故此仍维持相望互守的状态。当其知悉东吴屏障陆抗被孙皓撤职的消息后，便判断东吴国运已尽，力主出兵伐吴。可惜司马炎在朝中部分官员的劝止之下，决定暂缓其事。羊祜对此事感到非常失望，但他以“天下不如意，恒十居七八，故有当断不断”（《晋书‧羊祜传》）安慰自己，虽感不满，仍谨守本分，以国家号令为尊。若他凭恃血气，一时冲动，擅行征伐，事情便会变得非常尴尬。如果取得胜利，就等同于亲手掴了晋帝一大个耳光，间接表示司马炎判断错误；如果战败，在背负不遵皇命的罪名之下，更是大大自取其辱。
羊祜深知东吴可伐而不敢擅伐，邓艾却以封刘禅为王有利而执意实行。前者有权而不专，后者无令而强为。邓艾之举犹如画蛇添足，最终导致身败名裂，父子遭戳。一步之差，天渊之别。吾人观之，宁不悲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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